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否削藩，诸侯王终将反叛。若削除他们，尽管反叛会来得更快，但所带来的祸害相对较小；如果不削除，他们的反叛会有所推迟，但一旦爆发，所带来的祸害则更为严重。”晁错坚信，诸侯王的反叛是迟早的事，因此采取迅速行动将更加有利，而拖延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削藩关系到国家命运，景帝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深深的犹豫。最终，他决定召集所有公卿、列侯和皇族进行讨论。景帝十分宠信晁错，朝中并无敢于公开反对的人，虽然窦婴对这一决策持不同意见，但他未能说服景帝改变立场。最终，景帝做出了果断决定，强行执行削藩政策，发布诏令，削去了赵王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然而，景帝的这一政策实施仅十多天后便引发了反叛。吴国、楚国等七个国家联合起来，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发动了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消息很快传至京城，许多朝廷官员因不满晁错的专权纷纷劝谏景帝，建议通过杀掉晁错来平息叛乱。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考虑如何处理晁错。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一措施，吴楚七国并未因此撤兵，因为一旦叛乱爆发，就很难停下来，除非彻底铲除叛军，否则无法平息战乱。

这场叛乱是由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和胶东王刘雄渠联合发起的。最初，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携手渡过淮水，向西推进，与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和周亚夫所带领的朝廷大军在睢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然而，其他五国并未向吴楚联军提供援助，那么这些国家究竟在做什么呢？

事实上，七国之乱本应是十一国之乱。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城阳王刘喜、淮南王刘安等也准备参与叛乱，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从地理和家族关系来看，这十一国可大致分为四个集团：吴楚一组，齐、济北、城阳、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一组，赵国和淮南各自为一组。

吴楚两国相邻，且曾为楚王韩信的封地。韩信早期是齐王，但由于齐地的富饶，刘邦担心他会反叛，于是将其调往经济较为落后的楚地。为了控制韩信，刘邦通过计谋诱捕并贬为淮阴侯。随后，刘邦将楚地分为两部分，封其胞弟刘交为楚王，堂兄刘贾为荆王。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义，连续攻打荆王刘贾，迫使其败走并死于流亡。刘濞作为刘邦的二哥刘仲的儿子，参与平定英布之乱并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刘邦将荆国改为吴国，并封刘濞为吴王。刘邦封刘濞为王时，还曾对其严肃警告：“汉朝建立后的五十年，东南方必将有叛乱，难道会是你吗？我们同宗同姓，我希望你能警觉，切勿叛逆。”刘濞则恭敬低头回答：“不敢。”

吴国位于东南沿海，地理优势明显，周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盐碱土，且铜山资源丰富，使得吴国能够自给自足，迅速积累财富。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濞的儿子刘贤来到长安，参与皇太子刘启的宴会，因发生争执，刘贤被刘启打死。刘濞对此心生怨恨，因病请辞不再朝见皇帝。文帝对此冷处理，送给刘濞一根拐杖并免除朝见义务。然而，当景帝开始实施削藩政策时，吴国的两个郡被削去，且有传言称要彻底铲除吴国。积压的仇恨让刘濞决定起兵反叛，并联合其他诸侯王响应。

在这个过程中，楚王刘戊因削藩不满，也决定与吴王刘濞联合反叛。其他诸侯王，如济南的刘辟光、淄川的刘贤、胶东的刘雄渠、胶西的刘昂、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等，均是齐王刘肥的子孙。刘喜是刘肥的孙子、朱虚侯刘章的儿子。尽管这些王国的背景和动机各不相同，但由于共同的不满情绪，他们纷纷参与了叛乱。

七国之乱最终的结果证明，尽管反叛的动机和背景各异，但大多数叛军未能有效协调。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虽然是最早起义的，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吴楚联军未能在睢阳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其他诸侯王并未给予支持，最终导致了叛乱的失败。